近十年来西藏考古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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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个世纪，西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组织和协调下，系统开展了“考古中国”（2021）、“西藏联合考古”（2018）、“南亚廊道调查”（2018）等项目，西藏考古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新成果日新月异，呈爆发式增长，足以初步勾勒出西藏自史前至吐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同时，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考古学前沿理论也在西藏得到实践和推广。在学科队伍上，汉藏学者紧密团结、分工合作、携手并进，克服了诸多困难，逐步达成了成熟而稳定的协作机制，为未来可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扩大西藏考古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境内最早受到关注并展开探索的研究领域。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缺乏可靠的地层堆积和具体测年，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起始时间陷入诸多争议。近十年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但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在不断刷新青藏高原人类占据的最早年代纪录，同时对于古人类对青藏高原拓殖和永久占据过程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认识。

尼阿底遗址是首次在西藏境内发掘的具有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位于藏北高原色林错湖岸，海拔4600米，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旷野石器遗址。2016—201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石叶技术产品，被认为是古人类为获取石料进行石制品加工的场所。光释光测年显示为距今4万—3万年，首次回答了困扰学术界半个世纪的关于西藏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具体年代问题。该遗址还出土有似阿舍利石器和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对于研究西藏西部晚更新世人群扩散的通道提供了重要材料。石叶技术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和西伯利亚多个遗址的勒瓦娄哇技术传统较为接近，且时代相当，因此其石叶技术由中国北方传来的可能性较大。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是青藏高原西部发掘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海拔约4700米。2018—2023年，该遗址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发掘，共发现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各类遗物万余件，包括石制品、陶片、动物骨骼、青铜器、骨器、铁器等。石制品包括石核、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和工具等。该遗址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对一号洞穴洞口上部地层的碳十四测年表明，该遗址保留有距今近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存。二号洞穴主文化层不晚于距今45000年，甚至可能早至距今80000年左右，为探讨远古人群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演化、解决人类最早登上高原腹地、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动植物资源驯化利用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在西藏周邻的相关区域，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发掘了甘肃甘南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青海玉树丁都普巴洞穴遗址、称多县塘达遗址等，时代从中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这些发现将青藏高原最早的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推前至距今19万年，证明了古老型智人—丹尼索瓦人曾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并构建了青藏高原东北部较为连续的史前狩猎采集人群活动年代框架，初步揭示了他们的文化特征、生存策略和迁移模式。

从遗存分布和文化特征上来看，一方面，西藏腹心地带的新发现进一步强化了青藏高原旧石器文化与华北地区的关联性；另一方面，高原东部出现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也提示我们关注并阐释远古人群登上高原的东部路线，以及这些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系。西藏西部出现的莫斯特石器工业传统，也暗示着高原早期占领者有自西向东扩张的可能。但从新石器时代以及更晚近的青藏高原人群基因构成来看，从东北方向登上高原的早期人群，以及来自华北地区的文化影响仍然是主流。自西藏西部地区输入更多的是文化因素，而非南亚次大陆人群的直接迁入。从整个青藏高原人类发展历程上看，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人群基因贡献是极其微弱的，关联性最强的是中国北方主体人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

这一历史趋势实际上可以逆推至旧石器时代，如果来自南亚次大陆的旧石器时代人群在高原上形成规模化、季节性的生存模式，必定会在后世高原人群的基因构成中观察到。除非这些人群因某种原因与高原人群的祖先形成基因隔离，完全灭绝或原封不动撤回到周边低海拔区域，而这对于古代文化多元复杂且具有连续发展特性的青藏高原来讲，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新石器时代

全新世的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是细石叶细石器的聚集地，这一技术产品最初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北亚等地区。在距今15000年前后，细石叶技术自华北南部向高原地区扩散，经青藏高原东北缘青海湖沿岸、昆仑山口和青南高原，在距今11000—10000年进入高原腹地。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发现了大量细石器时代遗存，包括151号遗址、江西沟2遗址、铜线遗址、拉乙亥遗址、安达其哈、西大滩、野牛沟、下大武、参雄嘎硕等遗址。出土较多石制品、大量野生动物骨骼、用火遗迹、炭化植物食物等，个别遗址还出现陶片，年代为距今13000—6000年，海拔分布在2500—4560米之间。石制品技术特征与华北地区、黄河上游低地区域的“阳原技术”“拉乙亥技术”存在密切关联。这些遗存均为更新世晚期小型猎食群体的临时性营地。

西藏境内细石器遗存分布范围也更广，基本上遍布各地，延续时间长，时代在距今11000—3000年。虽然新发现的细石叶技术地点很多，藏北目前共有40个地点见诸报道，但多为地表采集，仅有少部分遗址进行了绝对年代测定。尼阿底遗址第3地点出土石制品1100多件，以典型的细石叶技术产品为主要特征，年代为距今11000—10000年，是目前在青藏高原腹地发现最早的细石叶技术遗址。色林错LD地点发现大量细石器技术石制品、少量粗砂陶及动物遗存，活动年代跨度为距今6800—400年，是藏北高原腹地第一个有明确地层信息、连续的中全新世以来的人类旷野活动点。

藏西发现的地点包括仲巴县城北细石器地点、噶尔县丁仲胡珠孜细石器地点、札达县日乌孜细石器地点和布让曲拉细石器地点、若热沟与麦多得布地点、日土县下曲垄遗址等，多数属于地表采集，无地层关系和具体测年。藏南日喀则聂拉木县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山麓发现的亚里地点，根据附近灰坑内采集的灰烬样本测年，推测该遗址的年代应该早于距今3800年。雅鲁藏布江中游拉萨河附近和川西—藏东区，细石器与陶片伴生较多，其年代多在距今5500—3500年，包括卡若遗址、昌果沟遗址、小恩达遗址等，已进入典型的新石器时代。

由这些发现可以看到细石叶技术人群从华北南部逐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的过程。距今5500年前后，青藏高原出现陶器、农业和定居等文化因素，细石叶技术人群范围也逐渐缩小到藏南、藏东的山间峡谷或盆地。细石叶技术人群的规模化进入时间，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的全新世早期人群的大规模进入高原时间一致。细石叶技术人群迁徙到高原后，并没有消失或被完全取代，而是在高原上继续生存演化，他们可能形成了高原上现代藏族祖先的主体。

近年来，西藏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重要的工作包括玛不错遗址、夏达错遗址、邦嘎遗址等的发掘。值得一提的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拓殖高原的过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青藏高原的考古调查、研究和测年结果，学术界对此形成了一系列初步的认识：在距今15000年前后，掌握细石叶工艺的人群涉足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区域，大体在距今9000年前后，原先游弋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狩猎采集人群已进入高原腹地海拔4000米左右的区域。在距今5200年前后，黄土高原发展起来的粟作农业人群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区，并开始定居。距今3600年前后，麦作农业的发展促使史前人类大规模定居至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促使史前人类向高原扩散的重要因素。这一阐释体系对于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发现来说是站得住脚的，但对于局部地区的考古发现，如昌都卡若遗址的定居粟作农业、玛不错遗址的渔猎定居模式、藏西的南亚次大陆文化因素等，都是无法协调融通的。而这一模式强调了青藏高原的主体人群，也就是藏族的祖先来自华北地区，则是得到了考古资料、基因证据和语言研究的多重支持，而且年代也是彼此吻合的。

近年来的基因研究结果表明，藏缅语系人群与亚洲蒙古人种有着较早的共同祖先，现代藏族人群来源于距今6000年前后的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粟作农业人群。在距今2800年前后，以黄河上游的宗日遗址为中心，向尼泊尔等高海拔地区辐射和扩散。当然，当代西藏人群还接收了来自其他母系遗传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与更早以前已经存在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人群有关。

早期金属器时代

西藏的早期金属器时代大致指公元前1500年至吐蕃时期之前。这一时期，牛羊为主的畜牧业、青稞为主的高原农业和铜冶金手工业逐渐在青藏高原出现和流行，成为促进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永久占据的决定性因素。在青藏高原的北部，青铜时代出现了齐家、卡约、辛店和诺木洪文化的遗存。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文化遗址星罗棋布。近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合作开展了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发掘，增进了对高原北部边缘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认识。

在青藏高原东部，石棺葬遗存继续有所发现，尤其是安多、那曲和班戈的石棺葬，将以川滇西北和横断山区为分布核心的此类型墓葬，极大地向高原的腹心地带延伸。在卫藏地区，曲贡文化晚期已经进入早期金属器时代。在堆龙德庆的曲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早期冶金遗存，显示在距今3000年前，西藏腹心地带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冶金业。

2012—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相继启动了对西藏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卡尔东城址和曲踏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象泉河上游北岸一级台地上，海拔4300米，共发现和清理了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年代为距今1800—1700年，相当于中原的东汉魏晋时期，该时期与文献记载的西藏西部象雄王国接近。墓葬皆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多为二次葬，墓葬内出土有丝织物、黄金面具、金属用具和兵器、石器、骨器、木器、草编器、陶器、料珠等，以及大量人和动物骨骼。故如甲木墓地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墓地中发现的经新疆南部输入的中原地区物品，包括“王侯”文织锦、漆器和茶叶等，显示出丝绸之路的巨大影响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类外来物品的输入，对西藏西部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2018年以来，来自西藏和内地的多家考古团队在象泉河上游地区的札达县发掘了格布赛鲁墓地、皮央东嘎遗址与墓群（格林塘、萨松塘）、桑达隆果墓地、萨扎墓地，以及普兰宗朵墓地、日土日冬墓地以及改则门土墓地。这些墓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不算太遥远，文化面貌与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非常接近，反映了西藏西部地区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5世纪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虽然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显示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但在人群构成上，该区域的古代人群长期保持着较为单纯的结构。从DNA研究成果来看，古代西藏西部人群主要是来自东亚和北亚的古代蒙古人种，与当今藏族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较为接近，并且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西藏西部种群一直保持着遗传连续性。虽然在公元1世纪，南亚印度河流域人群对西藏西部人群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并非如物品流通一样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河谷地带直接实现的，而是辗转通过中亚地区产生的融合。事实上，在当今藏族群体各类型线粒体库中也没有发现高频率南亚地区线粒体类型。这表明，喜马拉雅山在高原人群迁徙中起到了极强的遗传阻隔作用。

吐蕃时期

由于各种原因，西藏吐蕃时期墓葬的发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自2020年、2021年起，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了当雄吐蕃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墓地位于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当曲居委会，海拔4300米。共清理了36座封土墓，墓葬基本都由地上封土、封土下石墙和墓室建筑组成。墓葬出土有金银器、陶器、铜器、铁器残件、漆器残片、贝类制品、擦擦、织物、石质黑白围棋子，以及各类宝石和半宝石等。其中金银器、漆器、织物和围棋子，都反映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

西藏境内吐蕃时期的考古发现地点，均位于唐蕃古道的沿线，因此其文化面貌展现出与青海地区、唐朝境内，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吐蕃时期的墓葬形制和大部分出土遗物，基本上具备吐蕃本土的文化特征，但一些长距离输入的奢侈物品，如丝绸、漆器、金银器、各类宝石和半宝石等，则是吐蕃时期唐蕃古道上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近些年来，考古学者在西藏的东部地区也开展了一系列佛教考古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在“西藏芒康—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甘肃扁都口”一线上，以益西央高僧为代表的工匠们镌刻的大量吐蕃时期摩崖造像。这些摩崖造像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初，也就是吐蕃最强盛的时期。造像团队中既有藏族的高僧、祖师、工匠，又有汉族的工匠。他们使用了藏、汉和梵三种文字来刻写《心经》。外来的波罗艺术风格被吐蕃上层统治阶级吸纳，形成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实现了本土化转化。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反映出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汇并相互借鉴的一种历史面貌。（中国西藏文化旅游网 http://www.xizangly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