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5年底，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的返藏计划似乎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核心方案是在其属下卫兵与汉人卫队的双重护卫下启程。这一计划的背后，是班禅喇嘛当时鲜明的亲汉立场，以及他对自身未来在西藏地位的某种期许。
这一立场在他于1935年3月11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信中，班禅喇嘛先是乐观地告知蒋介石，他已就若干重大问题与噶厦政府进行了全面协商，随后便急切地敦促国民政府下决心解决中央与西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突出问题。他敏锐地指出，噶厦政府正将这些未决问题作为拒绝汉人护卫队随其入藏的借口。
信中，班禅喇嘛具体阐述了他返藏后的三项核心规划：
其一，关于宣化与赈济。他写道："班禅拟克日入青转康，对被灾之寺庙倡助修复，对流离四野之喇嘛竭诚招抚，对寺产僧纪严加整饬，对民众痛苦力图苏救。"他希望通过这些实际行动，开诚布公地进行宣化，以达"团结五族，用报国恩于万一"之目的。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上陈各事，并非空口宣化所能奏效"，因此恳请中央"酌拨赈款，分散民间，以示党国爱抚边民之至意"。
其二，关于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这部分充分展现了班禅喇嘛的远见卓识。他计划回藏后，首先开辟青海至卫藏的长途汽车公路，以应紧急之需。继而在各重要"宗"（相当于县）架设电台、分置邮局，奠定西藏与外界及内部沟通的基础。在教育方面，他主张"饬各宗豁兴办小学，教授藏文，以养其读书习惯，再由而加授中文及科学常识"，并"按期选派青年留学内地，以资深造"。他预估，仅此项开办经费便需约百万元，故"尚望政府及早筹拨，以便着手进行，共策久远"，并表示"若能再饬交通、教育两部，酌派专家技师协同办理，尤所欢迎"。
其三，关于回藏的安全保障。班禅喇嘛强调："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入藏，必须略备卫队，以策安全，而扬国威。"他恳切盼望政府能"选派武装整齐、军纪严明之队伍来青，用壮行色"。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班禅喇嘛对协商结果抱有积极预期，但噶厦政府对他携带卫队入藏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毫无妥协余地。因此，班禅若强行率卫队入藏，一场武装冲突的爆发几乎在所难免。
时间进入1936年，局势愈发紧张。1月10日，西藏噶厦政府收到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于1935年12月签发的电报复函。电报明确告知，一支由军队和官员组成的国民政府卫队已奉命开赴班禅喇嘛当时的驻地安多（今青海境内）。这一消息无疑暗示，该卫队将承担起护送班禅入藏的任务。为了缓和西藏方面的忧虑，电报同时安抚道，这支卫队绝不会给西藏带来任何麻烦。
新年伊始，班禅喇嘛即将启程返藏的报告便如潮水般传入拉萨。这些报告说法不一，有的称他已通过陆路将行李先行运抵扎什伦布寺；另一些则指出他已离开青海塔尔寺，迁往拉卜楞寺，计划再从那里转赴玉树，然后取道返回西藏。
这些传闻很快得到了证实。班禅喇嘛在离开塔尔寺前，正式致函噶厦政府，通报他将率领一个团的卫队返回其宗教与政治权力的核心基地——扎什伦布寺，并请求噶厦政府发布命令，指示沿途僧俗群众予以协助。
拉萨方面收到消息后，"民众大会"（西藏地方的最高决策机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决定，委派多仁德吉与堪穷强巴曲旺两位特使前往玉树迎接班禅，然后陪同他返回扎什伦布。值得注意的是，噶厦政府在这一安排中，依然坚持其核心立场——拒不允许国民政府派遣的护卫队踏入西藏境内。
班禅喇嘛自塔尔寺出发后，行程起初颇为顺利。然而，到了1936年5月中旬，局势突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然出现在康区，这一意外事件迫使班禅的返藏旅程不得不暂时中止。
这支红军部队在1935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已从湖南根据地撤出。此后，他们历经艰辛，分兵北上，途经贵州、云南等地，最终进入四川省。他们在川康地区不断向北、向西推进，并在五、六月间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一度控制了康区的大部分区域，包括理塘、德格等战略要地。
当时，局势尚不明朗。外界普遍担忧，正在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是否会将战火引入西藏本部。不过，历史的走向最终是，红军选择了继续向北挺进，并未向西进入西藏境内。
尽管红军最终并未入藏，但这一插曲对西藏噶厦政府而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首次让西藏上层直观地感受到了外部军事力量对边疆地区的冲击。然而，这一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因为红军主力转移后，西藏地方军队趁机跨过金沙江，迅速占领了德格及其周边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在收到藏军进占德格的报告后，立即致电西藏噶厦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惊讶，并要求其对这一违反1932年《岗拖停战协定》的行为作出解释。他在电报中明确指出，此类行动将严重损害双方为解决重大问题而进行的磋商，使其前景黯淡。
面对国民政府的质问，噶厦政府作出了回应。他们声称，康区（昌都）总管札通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并未获得噶厦的正式授权，政府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这一解释，在当时看来更像是一种外交辞令，旨在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
到了12月，在国民政府的压力和交涉下，西藏军队最终后撤至金沙江以西的原边界线。然而，这次"德格事件"给西藏地方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清晰地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康区统治的薄弱与涣散，也让西藏上层意识到，在国民政府尚未巩固其在金沙江以东地区的统治之前，他们在处理与中央的关系时，或许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1936年，就在这样一种中央与地方相互试探、冲突与妥协并存的复杂氛围中过去了。班禅喇嘛的返藏之路依旧受阻，而西藏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核心矛盾——权力与主权的界定，以及卫队问题——仍悬而未决。这一切，都为未来的进一步对抗埋下了伏笔……